马福迎*
读中国教育报
关于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靳文》“不赞成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在课程改革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理论的多元性”,《靳文》指“是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
多元性博采众长、避免偏窄,眼界宽广、高瞻远瞩。我国这次的新课程改革,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理论基础厚实,具有时代性、全球化的视野,是正确的。需要指出的是,《靳文》所指的“理论的多元性”,仅限于“是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并不全面。我国这次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除了《靳文》提到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外,还有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等。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被动吸收的,而是由认知主体主动建构的”;后现代主义强调课程的生成性,师生互动、共同发展;杜威主张在生活中学习知识;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使我们突破了长期以来只重文理智力的狭小天地,成为落实素质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更是我国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教育方针。所有这一切,无不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合理内核,都是人类优秀的研究成果,在我国已广为人知,已经并将继续给我国新课程改革以重要影响。正如《靳文》所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认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哲学认识论”,即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全球一体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教育也不例外。不融入潮流,固守孤岛,是没有出路的。
《靳文》认为新课程改革“在理论基础上显得含混不清,会导致改革实践的不知所措”。“我们认为,如果明确地以某种理论作为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那么就应该将理论基础进行完整、系统和深入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者所设想的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等基本的课程理论体系,课程专家对课程改革的参与,主要目的也就在此。”《靳文》既然主张“在课程改革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但下文并没有如《靳文》所要求的那样,“将理论基础进行完整、系统和深入地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者所设想的知识观、课程观和教学观等基本的课程理论体系”,一直到本段末尾,只是“具体说来,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我们进行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是直接的教育理论,但它是我们所依赖的哲学基础。”只“具体”到哲学层面,显然较为苍白。
反观我国这次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又广泛吸收了当今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这次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鲜活、清晰的,是先进的。既有理论的前瞻性,又有很强的实践可操作性。为此,教育部组织了多方的专家、学者,并广泛吸收了一线教师的意见,对“理论基础进行完整、系统和深入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者所设想的知识观、课程观和教学观等基本的课程理论体系”,做了长期、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编印有大量的材料,分期分批在全国进行了培训和试点,逐层推进、稳健铺开,进展是顺利的,收效是显著的。
“脱离传统和现实的推倒式革命,会给教育带来严重的后果”,确如《靳文》所言。但这次新课程改革不是“推倒式革命”,是改革,不是革命;是扬弃,是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割裂和推倒重建。这点,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对改革的具体目标有很明确的要求: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学科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改变课程内容“繁、难、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这六项具体目标,用了五个“过于”和一个“过分”,这就充分体现了继承和发展,而不是推倒式的革命。
我国这次新课程改革,“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意义重大、任重道远,曲折艰难、在所难免。别说我国特殊的国情:封建主义统治的时间长,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欠发达,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就竖看历史,横观当今,欧美发达国家进行的波及世界的教育改革尚且还多次出现反复和挫折,我们咋能没有困难和问题,咋能一帆风顺?但不管是怎么样的反复和挫折,甚至拉锯,教育就是在这样的反复和挫折中前进了。我国这次新课程改革,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一定更大、更多,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理准备。像《靳文》提及的前一段时间由
总之,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坚定信念走下去,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载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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