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
              保证课改方向

罗 槐*

很高兴阅读中国教育报连续刊载的关于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的争鸣文章。2005年5月28日刊载了靳玉乐、艾兴的《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一文(以下简称《靳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个人全面发展的学说，是改革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的观点。2005年8月13日又刊出一组争鸣文章——高天鸣《应从哲学层面探讨》(以下称《高文》)和马福迎《对〈靳文〉有些观点，不敢苟同》(以下称《马文》)。我支持《靳文》提出的观点。

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到来，彻底打破了前苏联教育理论“统领”我国教育实践多年的格局，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欧美各个流派的教育理论相继被介绍到我国，从此，我国教育界出现了少有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多元教育理论纷争的格局。

从积极的角度看，这次改革，更加活跃了全体教育工作者对时下愈演愈烈的教育弊端的深刻反省，激发了教育改革者们的改革热情。随着“成功智力”、“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等新概念逐渐地深入人心，极大地丰富了教育工作者的理论视野，切实从教育实践层面上推动了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让师生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课程改革带来的“提高生命质量”的种种可喜变化。

然而，我们确实也应当看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中，也同时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亟待解决。例如，多数实验教师的教育实践还处于“穿新鞋走老路”的状态，尝试“打倒一个、另立一个”，进行推到式“革命”的实践的教育工作者大有人在：“在改革中要不要基础知识”的议论仍然时常充斥耳边；新课堂的变化更多地表现为教师变成了令师生眼花缭乱的多媒体课件的“操作员”；尊重学生就不再对学生的错误进行“批评”；等等。

这些大量存在于基层教育实践中的不良现象的背后又说明了什么？我认为，那就是这些教育工作者对培训中接受的基本教育理论的“消化不良”：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并“自律”于改革前的一元理论(主要是凯洛夫教育理论)，面对如潮而至的多元理论纷争局面，课程改革培训教材里并没有明确指明教师应当掌握的理论体系，专家的辅导讲座也常常让教师们感到有些“云山雾罩”，于是就出现了诚如《靳文》指出的那样，“在理论基础上显得含混不清，会导致改革实践的不知所措”。

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种对现代各种教育理论体系的认识模糊，在基层教育工作者的思想中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已经严重地影响了课程改革的实践理性。所以，“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改的理论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它”的观点的提出，抓住了主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才能解决矛盾。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高文》在争鸣中提出，《靳文》“作者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课程改革的主要理论基础，我看是很不完善的……只是觉得这不是课程理论所要讲的直接的理论知识。”“中国的课程理论要发展，应在课程哲学上多做些具体深入的探讨。”按照《高文》作者的理解，只有“直接的”、“课程哲学”理论才能够指导中国目前“具体”的课程改革。我认为这种观点也是有些偏颇的。

作者认识到应在哲学层面上进行探讨，说明作者也同意“哲学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的观点，只是具体到了相对于哲学概念的下位概念“课程哲学”的概念方面而已。西方近代教育改革实践异常活跃，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卢梭的《爱弥尔》等著述中体现出的课程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有关国家的课程改革实践，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他们用课程哲学改革教育实践现状的理想。这说明，教育改革实践需要更上位的哲学思想来指导才能实现其最终的理想。

《马文》赞成课程改革理论“多元性博采众长、避免偏窄，眼界宽广、高瞻远瞩。我国这次的新课程改革，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理论基础厚实，具有时代性、全球化的视野，是正确的。”文中所指的“多元性”既是指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多元智力等理论，以及后文提及教育部组织多方专家、学者，并广泛吸收一线教师的意见，对“基础理论进行完整、系统和深入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者所设想的知识观、课程观和教学观等基本的课程理论体系”。

我认为，《马文》中提出的这些理论，本质上仍是属于课程哲学范畴，仍然只是直接指导课程改革意义的“直接的”基础教育理论。如何在“多元性”中“博采众长”，显然是“应从哲学层面探讨”，只是这里所指的“哲学”是要居于统领“多元性”地位的更高度概括性的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充分全面发展的学说，无疑是对目前各种课程哲学的最集中的概括。所以，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方针中始终坚持了这一理论观点，也是正确的选择。

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学说与博采“多元性”理论两者间矛盾，其解决的方法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理念提出的理论依据，无疑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学说。为了实践这一理论，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学说与中国的教育实际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

但是，《马文》提出《靳文》中没有将“理论基础进行完整、系统和深入的阐述”问题，这确实是需要参与改革实验的专家和学者们认真去研究的问题，以方便基层教师的培训工作。这些问题一日不解决，“在理论基础上显得含混不清，会导致改革实践的不知所措”的现实就还将继续下去。这也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其《实践论》中强调指出的那样：“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载《中国教育报》200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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