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首先需要加强学习

——由“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争论引发的思考

胡志坚

继2004年我国教育界有关“轻视知识”的争论后，近期中国教育报又引发了关于“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的争论。对此，笔者认为，无论争论的结果如何，只就争论本身来说，无疑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一大幸事。一方面它反映了教育工作者对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改革与发展的理性诉求，另一方面，它有助于避免“激情式”的改革所造成的偏差。因为争论自然会引起人们对争论双方理论观点的重新审视、判断和选择。

笔者认为，在这场争论中，参与其中的争论者，首先应对自己论理的理论基础有深刻、全面、准确的把握，这样才能通过严谨的论理过程，说服对方、说服大众。这也是思想论争、理论论争的基本前提。但近来笔者阅读的几篇争论文章，却不能不引起一些思考。

第一，《中国教育报》2005年9月17日发表的一组争鸣文章中，有王华生撰写的《澄清几个概念，才能进行对话》一文，该文在论“外国教育理论中国化”时认为：“我们在借鉴外国的教育理论时，首先应当对其消化，然后创造出适应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也就是说，应将外国教育理论中国化。”“……在这方面，陶行知先生应当是我们学习的典范，陶行知先生将杜威的‘教育即社会’、‘学习即生活’、‘在做中学’改造为‘社会即教育’和‘生活即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毋庸讳言，作者“外国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论点是合理的(至少在理想状态的追求上是如此)，但作者所引证的论据，却不能不让人大生疑窦。在杜威的著作中，何时、何处提出过“教育即社会”、“学习即生活”呢？而陶行知也从未论及过“社会即教育”、“生活即学习”。杜威的表述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陶行知的表述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两相对比，可以说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这是作者的笔误，还是理论学习的欠缺？我宁愿相信前者。

第二，《中国教育报》2005年8月13日刊载了马福迎的一篇争论文章(《对《靳文》有些观点，不敢苟同》)，文章认为：“我国这次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除了《靳文》提到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外，还有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等。”“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被动吸收的，而是由认知主体主动建构的’；后现代主义强调课程的生成性，师生互动、共同发展；杜威主张在生活中学习知识；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使我们突破了长期以来只重文理智力的狭小天地，成为落实素质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更是我国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教育方针。所有这一切，无不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合理内核，都是人类优秀的研究成果，在我国已广为人知，已经并将继续给我国新课程改革以重要影响。”

对此，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在学理上必须加以澄清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不是可以等同的。其次，“无不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合理内核”的各家理论，在对“人”的基本认识和基本假设上，是不是相容的，是不是可以等同的。这一问题可以说是中外教育史上争论的根本焦点，各种教育、教学和课程理论的不同，也根源于此。另外，对于“智力”概念，究竟该作何理解等等。所有这些，如果不加强学习，是万难分辨清的。

林毓生先生在论及学术交流和国内学界的情况时认为：“学术交流的先决条件是：以开放的心灵，看懂、听懂别人的文字与语言。国内学界较有成就的人，在这方面的能力却也相当不足。但大家喜欢争论，多半只是混战，最后不了了之，没有多少学术的积累。”笔者认为，林毓生先生所说的这种现象在国内教育界尤为突出。近年来迅速变化的教育话题令人目不暇接，而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学术积累却少之又少。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第一，靳玉乐、艾兴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见《中国教育报》2005年5月28日)，不论其观点如何，是问到了新课程改革的点子上，或者如罗槐所说，是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矛盾(见《中国教育报》2005年9月17日罗槐《坚持马克思主义保证课改方向》)。第二，在参与这场争论中，各论者不仅要“以开放的心灵，看懂、听懂别人的文字与语言”，避免“只是混战”，“不了了之”的结局，还要多加强理论学习，对自己论理的理论基础要有深刻、全面、准确的把握，不至出现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甚至贻笑大方的现象。

(原载《中国教育报》2005年10月22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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