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东 陈荟
新课改中各家所追求的“直接理论基础”,应该是课程与教学论层面的理论基础,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基础上,综合多学科理论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课程与教学理论。这个直接的理论基础只能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这是由其指导思想和哲学层面的理论基础决定的。这种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基础上,吸收了古今中外优秀教育教学经验和理论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课程与教学理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它就是教学认识论。
至于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实用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现代西方新理论”在新课改中的地位,以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个人全面发展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这些“新理论”进行解读、批判、改造、借鉴,既不能采取简单拒斥,也绝不能简单搬用、套用,更不能说它们是我国新课改的理论基础。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尤其哲学界,都已经认识到这些西方哲学思潮在反对科学主义的本质主义、客观主义、理性独断的同时,自身又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多元主义等巨大局限性。
部分提倡我国课程创新“概念重建”的专家,对待这些“新理论”却采取了简单化态度,并存在严重误读和随意发挥的现象。只看到这些“新理论”合理的一面,却无视其局限性。否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有用性,混淆知识的社会生产过程与个人知识的形成过程,把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的“社会共建”理解成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个体间沟通,把个体知识与社会知识之间的辨证作用理解成是师生个体之间的协商对话。并认为“建构”就要通过实践或直接经验,“对话”就要进行问答,“沟通”就要“互动”,“互动”就要真的实践行动而不是课堂教学的讲解和理解活动,以此来为否定课堂讲授、强调活动课程进行辩护。
提倡“概念重建”的新课改专家还误读、误译情境学习理论的知识观,把情境学习理论批评脱离实际、不重视应用的知识教学理解成否定客观科学知识的教学。情境学习理论把脱离实际情境、学生不能理解、无法应用的知识称为“惰性知识”,英文词汇是“inert knowledge”,而倡导“概念重建”的专家却将其翻译成“无用的知识”,并批评说我国的“传统教学”是在讲授“无用的知识”,让学生积累“无用的知识”(参见钟启泉:《概念重建与我国课程创新——与〈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作者商榷》,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1期)。
这种误读、误译与其所倡导的后现代主义教学观以及激进的建构主义知识观结合起来,被当成新课改的理论基础,就难免会误导中小学新课改的理论与实践,也就难怪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会形成一股“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了。这里我们只想说明,不应该把那些影响我国新课改的“现代西方新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个人全面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提并论,用来作为我国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更不能作为我国新课改的指导思想。在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课程与教学理论体系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改造和借鉴外国理论学说。
(载《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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